> 新聞中心   > 教育   > 熱點新聞 > 正文

毛時安:我始終是上海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在場者

核心提示: “我是上海人。一個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一個喝著黃浦江水,聽著上海東區機器轟鳴聲長大的上海人。這里有我的至親骨肉,有我的良師益友,有給了我血肉靈魂的土地。在上海,我看見無數的文學家、藝術家,一代接著一代,像黃浦江的潮水,一浪接著一浪,生生不息地向著藝術的高峰無畏攀登?!痹谌ツ瓿霭娴脑u論集《攀登者》后記中,評論家毛時安深情寫道。那些無畏攀登藝術高峰的身影,就是這本文集書名的緣起。

毛時安

本報記者  金瑩

“我是上海人。一個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一個喝著黃浦江水,聽著上海東區機器轟鳴聲長大的上海人。這里有我的至親骨肉,有我的良師益友,有給了我血肉靈魂的土地。在上海,我看見無數的文學家、藝術家,一代接著一代,像黃浦江的潮水,一浪接著一浪,生生不息地向著藝術的高峰無畏攀登。”在去年出版的評論集《攀登者》后記中,評論家毛時安深情寫道。那些無畏攀登藝術高峰的身影,就是這本文集書名的緣起。

這部文集的副題則是:上海文化的目擊與思考。在這座由江南文化的柔韌、海派文化的包容創新、紅色文化的堅定信仰共同構筑了獨特文化底色的偉大城市中,毛時安始終與藝術家們一起工作,他看著藝術家把時代和人們的喜怒哀樂寫入作品,把這座城市的精神和力量,把尋常百姓平凡而偉大的生活、靈魂,變成作品里人物靈魂悸動的心電圖,他以目擊者、參與者、思考者的身份,深入評論了代表上海文化時代標高的各類藝術作品。

四十多年來,毛時安見證上海文化一路走來的艱辛和努力,看著它結出“滿樹繁花,累累碩果”。

文集中有他對文學藝術的熱情肯定和褒揚,也有對文化發展中問題的清醒反省和憂思。“為人唯真而已。”他說,“正如古人所言,修辭立其誠,至始至終,我都是誠實的、坦誠的。所有的肯定和批評,都出自我內心的真誠,出自我幾十年如一日的文化立場。我始終以無比的真誠對待世界,以無比的熱忱對待生活,以無比的坦誠對待內心。以無比的虔誠對待寫作。”

“也許,我的評論還不夠深刻,不夠完美,但我勉力用文藝評論的形式記下了上海文化不斷前行,不斷攀登的行跡。”他這樣評價自己。“我希望用自己的文字,借助評論努力呼應時代的精神訴求。我一直期待,在一個匆忙而有點恍惚的年代里,文字能提供一些讓心安穩的定力,戰勝困難的堅毅。我希望我的評論有熱情的火光,能感染讀者的心。我希望我的評論有助于觀眾讀者更深入欣賞理解優秀作品的精髓,并從中了解這些年上海文化走過的歷程。”

確實,毛時安是上海文化當之無愧的“在場者”,他幾乎沒有離開過上海和中國文學藝術發展的最前沿。在華東師大中文系求學時,他發表在《華東師大學報》《美術》上的《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關于創作方法“百花齊放”的探討》,發表在《名作欣賞》上的《文氣、文風、文眼——柳宗元、歐陽修、蘇東坡山水游記賞析》和發表在《文藝理論研究》上的《〈藝概〉和劉熙載的美學思想》,就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學生的身份在重要的文藝期刊上發表重量文章,在當時堪稱“奇跡”。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是當時的上海青年評論家群體的代表性成員,與許子東、吳亮、程德培、蔡翔等同為《上海文學》的重要青年作者。從1989年開始,他又擔任《上海文論》副主編和上海市作協副秘書長的職務。在《上海文論》時,他邀請學者陳思和和王曉明主持《重寫文學史》欄目。在上海市作協的工作中,他參與為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如巴金、柯靈、胡風、夏衍、陳伯吹、王辛笛等舉辦一系列的紀念活動,為中青年作家組織研討會,組織編輯“大上海小說”叢書。他還在本報組織過一系列熱門話題討論。“上世紀90年代初,文學思潮混亂,文學開始向文化轉向,但尚不明確,我在時任《文學報》總編輯酈國義的支持下,開始主持熱門話題的討論,包括影視、廣告、建筑,等等,各種熱門的大文化話題,持續了大概兩年左右的時間。當時,全國有七十多位專家、學者參與討論,包括錢谷融先生、賈植芳先生都參與其中。”回憶往事,毛時安歷歷在目。

1997年,毛時安進入上海市文化局從事創作和管理工作,參與了上海許多重要劇目的創作。他海量地觀看了數千場演出,為后來的戲劇評論積累了堅實基礎。他主持推進的“海上風藝術文叢”,給那個時代的創作群體留下了群體肖像。豐富的經歷,使他熟悉文藝界的各行各業,宏觀的文化管理視野和專業的眼光,也讓他的評論有獨到的風格和深度。直到現在,他還一直奔波忙碌,輾轉全國各地,參與全國重大文藝項目的創作、提高、評論工作。

“可以這么說,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場。在文學活動風云翻卷的時候,在戲劇大浪淘沙的歷史轉折節點上,我都站在潮頭,某種意義上,我參與了一座城市和一個時代的文化發展,盡了個人所能及的推進的力量。我是問心無愧的。”毛時安說。

參與一座城市和一個時代的文化進程的同時,毛時安也和藝術家們結下深厚情誼。他評論的對象,是點燃城市精神焰火的作家、畫家、音樂家、戲劇人,他一直在側耳傾聽這座城市的靈魂之聲。“一座城市的高度,主要不是她建筑的高度,而是她文化和精神的高度。而上海這座城市最值得引以為傲的,便是她擁有一批執著于人文理想的文化人。”

“獻給我生活的這座偉大的城市。”在《攀登者》的扉頁上,毛時安寫道。

“時代的發展節奏實在太快,一定需要有人做記錄員。”

記者:在《攀登者》中,讀者可以看到你對話劇《商鞅》、昆劇《班昭》、滬劇《挑山女人》、歌劇《白毛女》、交響合唱《啟航》、小說《長街行》、電視連續劇《焦裕祿》《平凡的世界》及上海國際藝術節、上海國際電影節等等,近二十年來幾乎上海所有重要文藝作品和重要活動的評論和分析文章,為讀者了解上海的文化狀況和發展脈絡提供了很好的了解窗口。

毛時安:可以這么說,《攀登者》是近二十年上海文化、特別是主流文化的一個記錄。此外,書中還有我自己對一些問題的思考,希望能解決一些問題,有時帶有一點擔憂。寫評論,很重要的一點,“誠”。不管你表達怎樣的觀點、想法,你確實是經過自己的內心,是自己想表達的內容,而不是別人要你表達的意思。

我和趙長天相知三十多年又在上海市作協共事過八年,我曾經講過,我說長天,哪怕我們沒有能力創作,也要做忠實的記錄,因為這個時代的發展節奏實在太快了,一定需要有人來做記錄員。上海作家姚克明就曾說,看到我的評論,就相當于看到了上海文化發展的當代歷史。而我所有的寫作都是繁忙工作之余見縫插針進行的。白天,我是在場的參與者,晚上,我是堅持個人文化立場的思考者。

記者:你對上海文化的觀察、記錄和評價,其實遠遠不止二十年。這些年里,你一直活躍在藝術現場。

毛時安: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直到現在,在這四十多年的時間里,我始終是上海文化和中國文化的一個在場者。從1973年25歲發表美術評論開始到現在,在這條路上,我其實是一路顛簸著走過來的。

我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單一型的評論家。比如,在文學上,作家程乃珊最早的作家論是我寫的,叫《獨特的生活畫卷》。史鐵生在《作家》上發表小說《奶奶的星星》,我以《星星的魅力——讀史鐵生〈奶奶的星星〉》為題推介了這篇作品。我還寫過上海英年早逝的作家李肇正的長篇評論《平民生活的敘事者》,還和趙長天聯手主編了他的中短篇小說集《城市生活》。

上世紀80年代初,徐匯區文化館經常有人組織民間的具有實驗性和探索性的畫展,我經常去看。1981年時,我就在《華東師范大學學報》上發表了長篇美術評論。我的戲劇評論也寫得很早,1983年就發表了相關作品。

所以我一直在現場。上世紀80年代,我在文學的現場。1997年以后,我開始直接在文藝的現場。在這個過程中,我一直在美術的現場。而藝術到最后是可以共通的。上大學時,我曾跟著徐中玉先生深入學習古代文論。中國傳統文論比較靈動。比如,談及藝術的三個階段,技、藝、道。在技的層面,以繪畫為例,技是技術,西方繪畫有素描、透視、色彩,中國畫有筆墨、線條,掌握了技術層面之后,將之結合為整體,就成為藝術。藝術之上,還有道。在道的層面上,所有的藝術都是可以打通的。比如,節奏,快慢輕重明暗輕響,音樂、繪畫、文學、戲劇,都要有節奏對比。節奏背后,便是藝術家生命氣息的投入。

記者:作為評論家,你的評論范圍涉及文學、美術、舞臺藝術、影視等等,涵蓋了文化的大部分領域。在這些不同的領域中,你都不是淺嘗輒止,而是能把這些作品不同尋常的特點、以具有審美眼光的論述展示在讀者面前。這些年來,你不僅是評論者,更一直是文化實踐的積極參與者。

毛時安:因為工作,我從一個偶爾臺下看戲的觀眾成了一個在臺下不斷看戲的人,也借機深深感受到了藝術家們非比尋常的付出和艱辛。記得1997年9月去文化局報到前,為了提前進入角色,8月16日我先行去上海芭蕾舞團觀看《梁?!返穆撆?。兩幕之間休息,就看見主演辛麗麗和演員們一個個拉著把桿大口大口地喘氣,滿臉掛著晶瑩的汗珠,腳背上都是彎彎曲曲像蚯蚓一樣凸起的血管,似乎可以聽到血液奔騰的聲音。排練廳灰色的地膠像一片凝重的土地,你仔細去凝視,就會發現刻在上面的無數的暗光,一道壓著一道,那是無數青春的足尖輕盈掠過而深深刻下的生命的印記。

在場給我帶來了一種批評的巨大活力,帶給我那種被新鮮吸引的、要表達的欲望和沖動。這么多年來,我始終有一種強烈的沖動,要表達,要寫。幾十年里,我始終在藝術的現場,而且參與了實際工作。所以,我的在場是深入到肌理深處的在場。

記者:讀你的作品,尤其是《敲門者——叩開畫家的心靈之門》和舞臺藝術評論《野百合的春天在哪里》時,我感覺到你對評論文字的雕琢與注重,許多文章都是文質兼美,讀者既能感受到藝術家作品的獨特魅力,又被文章本身的華彩所吸引。評論家榮廣潤說你是一個非常求文采和新意的評論家,“他的評論大都文采盎然,有相當的可讀性。如用‘冷思考’‘華麗轉身’‘缺血缺鈣’來概括表達自己的看法、有思考但毫不晦澀。這些詞在經他文章推廣后,很快成了大家喜歡的常用詞。”評論文章需要文字和內容之間的平衡,你寫作時是如何考慮的?

毛時安:有時候,老師說過的一兩句話可以受用終身。我始終記得大學時王智量老師和我講過一句話,他說,世界上的事情,說有易,說無難。還有,我們的寫作老師說,短文章要俏。一個“俏”,多么概括生動。這些話,我記了一輩子。

為了把文章寫好,我還會經常寫點散文。文藝評論如何展現漢語寫作的文字魅力,文學光彩,和漢語評論的閱讀美感,這也是我經常思考的問題。在這個渾沌多元的世界,我們用藝術,用文字,努力應對時代的精神訴求。以文字為業的人,更應力求以精美的閃爍著思維火光的文字,驅散人心中的暗和寒。所以,我不喜歡把評論寫得很刻板,經常寫散文練練語感,換換思維。而我的批評文章,成分并不單一,其中既有理性的部分,也有感性的部分,有回憶和感情的部分,也有現場的觀感,我希望在批評上能呈現自己的想法。直到現在,我還在一直不停地實踐、追求。

“藝術家要按照藝術的規律來反映這個時代向上、向前進程中的復雜性。”

記者:在《攀登者》中,除了對上海近二十年重要作品和重要活動的巡禮,你也敏銳地發現問題,盡可能直言不諱,對不少文藝現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下轉第5版)

(上接第3版)而這種問題、立場、意識,同時貫穿在你具體作品的評論中,讓這些評論能穿過表面,直抵本質。以戲劇評論為例,榮廣潤說你的涉及面很寬,但真正關注的重點其實都是戲劇創作的根本性問題。也有評論家說過,這些年里,你始終恪守著自己的文化立場,沒有改變。在場之外,你的立場是什么?

毛時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更想做個思想者,而不是評論家。

我最早的戲劇評論評論了話劇《馬》,當時我就寫到我的一些立場。我一直很警惕過度現代化,警惕過度市場化(產業化)。但我也是最早提出要建設上海文化大市場的人。我一面提出堅持建設文化市場,同時我又堅決反對過度市場化。因為我認為文化最根本的功能是作用于人的靈魂,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過度的現代化、市場化、產業化,對文化發展是不利的。

記者:但現在似乎很少有人這么堅定而鮮明地提出自己的立場了?,F代化進程不可避免,文化和市場的相互關系,也已經被大部分人默認。更多的人認為,藝術創作面臨的困境,外部環境占有很大的因素。

毛時安:其實,我們可以問一問,人們為什么需要文化?錢能解決文化的所有問題嗎?現在,我們一講藝術問題就講外部環境,外部環境固然有它的原因,但全世界的文化都有外部環境問題。雖然問題有輕重,在外部環境的約束下,我們如何發揮?

不是一定要和政治對撞才是藝術,不對撞也可以是藝術。比如,像話劇《藝術》這樣的作品,面對著一張白紙,三個男人完全是無中生有,演繹出一出戲劇。寫《藝術》會有什么環境問題嗎?《哥本哈根》嚴肅吧,但這個劇作家還寫過《糊涂戲班》這樣的鬧劇。他一方面能寫得這么嚴肅,另一方面又寫打鬧,就是有大本事。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對文化藝術的要求,關鍵看我們如何怎么去對待、處理這種要求。我曾經強調,文藝界還是要解放思想,要充分利用現有環境,將藝術才華發揮到極致。我們要面對現實,充分利用現有時代提供的各種可能性,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的作品。但現在,我們缺少強行突破的魄力,缺少在強行突破中顯示智力的作品。

記者:確實,面對這個波瀾壯闊的時代,藝術家同樣面臨著時代帶來的要求。而藝術就是戴著鐐銬跳舞。你覺得在當下,藝術家應該如何做,可以如何做?

毛時安:藝術家要動真情,拿出真本領,按照藝術的規律來反映這個時代向上、向前進程中的復雜性。因為時代向上、向前的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一馬平川的,其中有艱難有曲折,也有內心的彷徨等等復雜的情緒表現。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說,“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的集合,每個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都有內心的沖突和憂傷。”從這個要求來看,現在的不少作品沒有寫出人物內心的沖突和憂傷,而只是把他們簡單變成了新聞報道的舞臺化、銀幕化、戲曲化。這些復雜,在不少作品被大量的口號、標語,被豪言壯語消解掉了。

比如,我們要寫一個脫貧致富的作品,不能把“脫貧致富”作為口號從頭唱到尾,而是要寫主角內心的經歷。他受到了什么壓力?他是怎么從壓力中、從個人的思想沖突中走出來的?他和外部環境發生了什么沖突?這些沖突在他內心又引起了什么樣的波瀾?而不是永遠是振臂高呼,永遠是一往無前。我們要認識到,這樣的作品是沒有藝術的有效性的。

我們為什么需要藝術?藝術是和日常生活、新聞報道完全不同種類的精神存在。這種精神存在如果不能打動人的心靈和精神,實際上是一種無效藝術。我們要盡最大的可能避免藝術作為精神產品的無效性,抵制那些對精神、對心靈無效的作品。因為無效作品最后往往拋棄了觀眾,觀眾如果失去了對藝術的信任,就很難再與藝術形成良性互動。

記者:你提到的問題和給出的建議,在當下的藝術創作中確實非常具有針對性。但是,在觀眾和藝術之間形成良性互動,并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

毛時安:不管在哪種情況下,藝術如果一味地取悅于某種需求,就會產生問題。藝術應該歸到藝術本身,不能成為理念和口號的復讀機。藝術是一種創造,要有創造性的元素。創造性的元素越大,則藝術性越強。

我們要重新呼吁高度重視藝術規律。藝術是有它的一般規律的。這些一般規律不可違反。藝術是規律的產物,題材創作并不意味著成功。

在時代需要下,當下的藝術創作有必要強調現實主義,強調主旋律,但在強調時代精神的同時,我們不能忘記多樣化。時代精神不僅表現在主旋律作品中,也表現在其他類型的作品中。比如,在強調婚姻自由、自由戀愛的那個時代,《梁?!纷C明了自由戀愛的必要性,《梁?!肪褪侵餍?。

記者:說到主流創作,在2020這個特殊的年份,我們不可避免地會談到抗疫文藝。在面對重大災難時,藝術何為?

毛時安:在重大災難突然降臨之際要不要文藝,要不要戲劇,要不要藝術?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通觀文學藝術史,在一個民族、一個地區、一個國家面臨重大災情、疫情和戰爭的歷史時刻,人類所有有良知的作家、藝術家從來就不是冷漠的旁觀者,而是堅定不移的在場者和參與者。他們用文藝作品表達發自內心的對苦難中的生命的關切。我們需要戲劇和文藝用人道主義的立場表達我們對生命遠去的痛惜和悲憫。

人類的每一次苦難都孕育著藝術的莊嚴主題,而戲劇是最能承擔這一歷史主題的藝術樣式。需要注意的是,抗疫文藝不是無病呻吟的文人雅事,不是無關痛癢的吟詩作畫,而是時代壓在藝術家肩頭的使命。

抗疫文藝需要風暴過后的沉思默想,需要沉淀,需要升華,需要對巨大歷史的把握,和人性幽微的洞察。應該承認,借助自媒體平臺海量披露的極具細節和溫度、感動了億萬受眾的信息,是對藝術家創作的巨大挑戰。但是,我相信戲劇人有能力應對這一挑戰,充分發揮戲劇獨有的強大的在場感,讓現在與后來的人們在劇場強大的現場共鳴里,永遠記得2020年春天來臨之際中國大地這場突發的苦難和抗爭。期待在苦難升華后有思想深邃、反思深刻、有精神力度的大作品,期待一座戲劇的紀念碑。

    法律聲明:新疆網轉載其他媒體之稿件,意在為公眾傳遞更多信息、服務大眾,并不代表新疆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因作品內容、版權和其它問題需要同本網聯系的,請務必在相關作品發表之日起30日內進行,我們將在24小時內移除相關爭議內容。[詳細]
責任編輯:伍淑晶
0
 熱評話題
點此進入胡楊林社區發表評論
梦幻西游符石赚钱贴吧 好运彩3开奖视频 2019今晚特马结果 意甲积分榜2018-2019 股票配资规则怎么样 河北快3中奖几率 今天上证指数是多少 神来棋牌怎么安装 北京赛车预测158网 幸运赛车大小单双怎么算 五分钟时时彩官网开奖